葉恭綽囑咐其侄葉公超：「美國人和日本人兩次出高價購買毛公鼎，我都沒有答應。現在我把毛公鼎託付給你，不得變賣，不得典質，更不能讓它出國。有朝一日，可以獻給國家」[1]。毛公鼎幾經易手，甚至差點被日本軍方奪走，所幸葉公超拚死保護，死不承認知道寶鼎下落。葉恭綽為救侄子，製造了一隻假鼎上交日軍。葉公超被釋放後，於1941年夏密攜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軍攻佔，葉家托德國友人將毛公鼎輾轉返回上海。後來因生活困頓，將毛公鼎典押給銀行，由鉅賈陳永仁出資贖出，毛公鼎才不至於流浪他鄉。1946年陳永仁將毛公鼎捐獻給政府，隔年由上海運至南京，收藏於中央博物館（今南京博物院）。1948年，大量故宮珍貴文物隨國民政府至台灣，毛公鼎亦在其中。現在毛公鼎收藏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古物南遷 莊嚴見證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北方局勢動盪，政府起意將故宮文物南遷。1933年，政府開始兵分三路將國寶南遷，先後運出1萬3491箱故宮文物，及分藏於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的文物6,066箱，先後暫存上海、南京。七七事變爆發，故宮再將其中80鐵箱精品用輪船運往武漢，轉長沙、貴陽、安順，最後運往四川巴縣。
當年一路押送最重要的第一批國寶的是甫自北大哲學系畢業的莊嚴，日後他曾在台北故宮擔任副院長。隨著國寶南遷，他的四個兒子，莊申、莊因、莊喆、莊靈也成為國寶播遷的見證人。
東藏西躲 敵軍難襲
莊靈說，故宮原本有意讓這些寶物常存長沙，擬在此開挖山洞。未料，山洞尚未開挖，長沙火車站就被轟炸了！而故宮國寶此時暫存在湖南大學圖書館，故宮人緊急將國寶運離此地，才離開長沙不到一周，湖南大學圖書館已被炸為平地。
另一段艱險的旅程是，在抗戰末期，年幼的莊靈跟著大人們沿川黔公路逃往四川，在通過用木料搭建的烏江大橋時，因擔心老朽的木橋不堪負荷，要求眾人下車行走，只有莊靈因年幼享特權可坐車。
他至今猶記得，車隊出發時，兩旁扶老攜幼的難民綿延不絕；在遵義附近，還驚恐萬分發現低空盤旋的日本偵察機！
船隻神奇 萬事均安
已故的前故宮副院長那志良曾記述的一段奇事更是教人瞠目結舌，從宜賓運古物到樂山須經過一段水路，當時因水流急只能靠船伕用縴繩拉曳木船將古物運至庫房，誰知船行到半路，縴繩竟然斷了，船隻立刻改向倒行，眼看著若是衝入大河、撞到樂山大佛腳下，必定船破、寶葬、人亡，此時船突然橫過來，擱淺在沙灘上不動了。人、船、寶均安。
此外，在運寶至川陝途中得經過綿陽便橋，一輛車竟然從橋上翻落而下，幸好那志良趕到失事現場查看時發現，這一車所裝的都是不怕摔的文獻檔案。更幸運的是，翻車的地點距離有水的河道近一丈，檔案雖落地但未泡水，悉數安然。那志良將這一切歸功於「古物有靈」。
護送過程 窺盡滄桑
儘管如此，在逃難的過程中仍不免有些小閃失。故宮的檔案記載，1937年，故宮的第三批文物由寶雞運往倉庫途中，曾經發生火車撞擊汽車的事故，後經詳細檢視，幸好只有一件黃瓷大盤破裂、一件時鐘的玻璃罩破損。
此外，第三批文物存放在漢中期間，曾發生守衛士兵的手榴彈不慎墜地爆炸意外，除當場炸死三位值班士兵外，也波及臨窗放置的文物，炸碎了一件乾隆款白地青花瓷瓶、震傷一只龍紋瓷瓶。
所幸，這些小事故都未損及重要國寶，反倒如同戰亂中的一面明鏡，讓人窺見那個多事之秋。
1930年代，在日軍鐵蹄步步進逼下，故宮國寶從1933年起，一路播遷南下。這些國寶先後在1948年、1949年落腳台灣，堪稱是世界博物館史上最不尋常的一頁。
在戰亂中，故宮分三路運送國寶，其中，尤以曾在1935年赴英國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以80鐵箱裝運的文物最為重要。這批由莊嚴、那志良等人負責押運的國寶，當年是西方人邂逅中華文物的第一道曙光，也是第一批出宮，先後遷往上海、南京暫存的國寶。
1937年元月，故宮在南京成立分院，其後卻因日軍在上海啟釁，南京情勢告急，故宮決定將這批精品西遷長沙，再輾轉至貴陽、安順，最後運往四川巴縣，這是第一路。
上海戰事失利後，故宮從南京搶運出文物1萬6000餘箱，分別由水、陸兩路撤離，運抵四川。1945年日軍投降；故宮先後將巴縣、峨嵋、樂山三地的文物集中到重慶，然後再運抵南京。隨後因國共戰爭形勢逆轉，政府決定挑選故宮和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文物精品運往台灣。
1948、49年間，故宮先後分三批以軍艦、商船運送2,972箱文物抵台，雖然只是當年文物從北京南遷箱數（1萬3491箱）的22%，但號稱是國寶中的國寶，精品中的精品。
這些文物在來台之初，一部分曾暫存在楊梅的鐵路局倉庫，之後在台中糖廠寄居一年。為顧及文物安全，政府在霧峰北溝另建山邊庫房及防空洞，1950年，國寶悉數遷藏霧峰。
1965年，台北外雙溪新建的故宮博物院落成，飄泊多年的國寶總算有了家。
肉形石，是於清朝時期的一個宮廷珍玩，現存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肉形石的由來是一塊自然生成的瑪瑙，瑪瑙生成過程中受到雜質的影響，呈現一層一層不同顏色的層次，外觀看過去就像一塊肥嫩的東坡肉，因而稱「肉形石」。肉形石與翠玉白菜、毛公鼎，合稱「故宮三寶」。但是翠玉白菜與肉形石目前在故宮典藏古物分級上為重要文物，而非國寶級文物。
翠玉白菜是中國的一種玉器雕刻，為利用翠玉天然的色澤雕出白菜的形狀。翠玉白菜與肉形石目前在故宮典藏古物分級上為重要文物，而非國寶級文物[1]。據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長稽若昕於2007年所言，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了3顆翠玉白菜，中國大陸的北京故宮也有。翠玉白菜與清院本清明上河圖、肉形石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內最知名的人氣文物，故宮許多自製的紀念品都是以翠玉白菜為主題。
雖然翠玉白菜不只一顆，但最常展示或出現在照片上的卻只有如右圖的那一顆。關於這顆翠玉白菜的文獻很少，只知道這件玉器原本置於北京紫禁城的永和宮，是光緒帝的妃子瑾妃的嫁妝。此件玉器的雕刻一體成形，以翠玉自然的色澤刻飾出綠色的菜葉與白色的葉柄；白菜的造型象徵女子清白，而菜葉上還雕有兩隻昆蟲，一隻是螽斯，一隻是蝗蟲，都是象徵「多子多孫」之意。
清 象牙鏤雕提食盒 高45.4公分，橫長30.4公分，縱長 21.6公分
此件提食盒之盒身設計分成四層屜格，可分層置放不同的食物，但從它吹彈欲破的表面看來，作為觀賞陳設用的藝術品，可能性要大於真正實用的器物。雕工十分之精細，主體的部分用鏤空精雕的象牙片，嵌置於框格中，背景就像是絲毯一般的直線地子，線與線之間微細到只能用巧奪天工來形容，其上還雕飾有人物、鳥、獸、庭園景物和船，像是十八世紀歐洲人幻想的東方樂園。蓋鈕，盒身框架及提手，都有染有淡藍或紅色來點綴。提把上刻有中國傳統的八仙人物，亦隨畫面所需加以染色，蓋鈕則像是一件西洋帶蓋高足瓶，還有紅色緞帶裝飾。
春秋中期 子犯和鐘
高各為71.2公分/66.7公分/67.6公分/61.7公分
/44.0公分/42.0公分/30.5公分/28.1公分
編鐘成組八件，各有刻銘，連讀共132字，記載晉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後返晉掌權，及晉楚城濮之戰等重要史實。作器者子犯，即晉文公（重耳）之舅父狐偃。
春秋戰國時期，晉國大公子重耳受奸臣陷害，在大臣介之推的保護下，流亡國外。
有一天，他們在一座大山裡迷了路，幾天幾夜沒吃上東西，重耳餓得頭昏眼花再也無力走動。介之推割下自己腿上一塊肉，用火烤熟送給重耳。重耳吃完後問肉是哪來的，介之推告訴他說是自己腿上的肉。重耳感動地說：「你這樣待我，日後我怎樣報答你呢？」介之推說：「我不求報答，但願你不要忘記我割肉的痛苦，要多想些治理國家的方法，希望你以後做一個清明的國君。」
重耳流亡後的第十九年，終於回國做了晉國的國君，就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他把流亡時期跟隨他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都封賞了，唯獨忘了介之推。有人在晉文公面前為介之推叫屈，晉文公猛然憶起舊事，心中有愧，馬上差人去請介之推上朝受賞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幾趟，介之推不來。晉文公只好親自去請。可是，當晉文公來到介之推家時，只見大門緊閉。介之推不願見他，已經背著老母躲進了綿山（今山西介休縣東南）。
於是，晉文公便讓他的御林軍上綿山搜索，但是卻一無所獲。於是，有人出了個主意說，不如放火燒山，三面點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時介之推會自己走出來的。晉文公乃下令舉火燒山，孰料大火燒了三天三夜，大火熄滅後，終究不見介之推出來。上山一看，介之推母子倆抱著一棵燒焦的大柳樹已經死了。晉文公望著介之推的屍體哭拜一陣，然後安葬遺體，發現介之推脊樑堵著個柳樹樹洞，洞裡好像有什麼東西。掏出一看，原來是片衣襟，上面題了一首血詩：
割肉奉君盡丹心，但願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終不見，強似伴君作諫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憶我之時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無愧，勤政清明復清明。
晉文公將血書藏入袖中，把介之推母子安葬在那棵燒焦的大柳樹下。離開時，他伐了一段燒焦的柳木，到宮中做了雙木屐，每天穿在腳上，望著它哀嘆：「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同輩之間相互尊敬的稱呼，據說就是來源於此。
第二年，晉文公領著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墳前，只見那棵老柳樹死樹復活，綠枝千條，隨風飄舞。晉文公望著復活的老柳樹，像看見了介之推一樣。祭掃後，晉文公把復活的老柳樹賜名為「清明柳」，又把這天定為清明節。
以後，晉文公常把血書袖在身邊，作為鞭策自己執政的座右銘。他勤政清明，勵精圖治，把國家治理得很好。晉國的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對有功不居、不圖寶貴的介之推非常懷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煙火來表示紀念。還用麵粉和著棗泥，捏成燕子的模樣，用楊柳條串起來，插在門上，召喚他的靈魂，這東西叫「之推燕」（介之推亦作介之推）。此後，寒食、清明成了全國百姓的隆重節日。每逢寒食，人們即不生火做飯，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棗餅、麥糕等；在南方，則多為青團和糯米糖藕。
朝珠東珠產於大陸東北地區的江河之中，乃是河蚌所生。由於這裡是滿族的龍興之地，而東珠的數量又十分珍稀，因此清朝皇室把此地所產的東珠，視為珠寶中最最珍貴者，只有他們能夠占有，其它人無權享用。
在清代的冠服制度中，凡高級官員便須佩帶朝珠。但據《大清會典》記載，只有皇帝、皇太后和皇后，方可佩帶東珠朝珠，可知這是至高無上權力的象徵，不容任何人僭越侵犯。
朝珠的由来 朝珠原是佛教数珠的发展，清代皇帝祖先信奉佛教，梵文称满洲为“曼殊”的转音，佛教徒对清朝皇帝有“曼殊师利”大皇帝之称，“曼殊师利”就是文殊菩萨。因此，清代冠服配饰中的朝珠也和佛教数珠有渊源。按清代冠服制度，君臣、命妇凡穿朝服或吉服必于胸前挂朝珠。
朝珠是古代官服中特有的饰物，由佛珠衍化而来，亦108颗。按照清代的制度，在佛珠上增加一些配件，并与官服中的顶带花翎（即帽顶、翎管、花翎）、补子、朝靴等相配合，精美典雅，琢磨精细，镇配亦讲究。清代朝珠多以翡翠、蜜蜡、珊瑚、琥珀、绿松石、桃核（雕刻）等世间珍物顶制。朝珠除1O8颗珠之外，还须加上佛头、记捻、背云、坠角等用丝线编织的长带贯穿之，用以佩带。
清代的制度规定：皇帝、宗室、王公、异性世爵侯以下至文官五品，武宫四品以上本人及妻室或儿女穿着朝服时，可以配挂朝珠，称文五、武四。因此，清代文武百官在上朝时，够上等级者方可佩用朝珠，是显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之一。
金鑲東朱朝帽頂 清代除了朝珠之外，在朝帽上也裝飾東珠，只是其數量隨等級而不同。此件「金鑲東珠朝帽頂」，通體纍絲，最上端銜大珍珠一，其下三層貫東珠各一，每層又裝飾四條金龍和飾四顆東珠。這樣的形制和東珠數，乃是最高等級的頂戴，也就是皇帝的朝冠。
皇帝的朝冠有冬夏之分，是皇帝在朝会、祭祀时戴的礼帽。冬朝冠面为熏貂和黑狐，夏朝冠面为玉草。无论冬夏朝冠皆帽檐上仰，覆以珠穗，正中饰三层金顶，每层间饰以一等大东珠一颗，环绕金顶周围，饰以四条金龙，龙的头上、脊背各镶嵌一颗一等大东珠，四龙口中各衔一颗大东珠，帽后饰一等东珠七颗，皇帝的朝冠上共饰有二十二颗大东珠。
龍山文化晚期～二里頭文化 鷹紋圭 長30.5公分，最寬7.2公分，最厚1.05公分，重600.96公克一面牙黃泛灰色玉，另一面上半部牙黃泛灰，下半部赭紅色，刃
部近黑色。窄長梯形，平直正刃。刃線上頗多使用崩傷痕。柄端也有傷缺、一圓孔，孔壁光滑。圭之中段的兩面，均淺浮雕神秘的花紋。上下段又加琢了乾隆
的御製詩和璽文。清宮中加配木座。用美玉琢製的斧鏟，主要是象徵統治者的身份地位的禮器，在禮制中稱為「圭」。在典禮中，要將它的刃部朝上捧握。
這是一件距今約4300至3800年間海岱地區的玉圭，住在那兒的先民就是文獻中的「東夷」。所以在這件玉圭的中段，都雕琢了東夷人信奉的神祖像。不過浮雕的花紋非常輕淺。圭的一面雕琢著有大漩渦眼、頭戴「介」形寶冠的神祖，「介」形寶冠兩旁還插著飄逸的鳳羽。另一面雕琢向上衝飛的鷹鳥，整隻鷹鳥構成象
徵通天的「介」形。在寬約1公分的窄邊上，還雕琢一個戴圓耳環的長髮女子，可能是東夷母后「常儀」。不過十八世紀的乾隆皇帝不瞭解花紋的神秘性，就將刃部向下地，在光素的器表加刻了御製詩與璽文。
漢 玉辟邪 高9.3公分 (三樓307室) 辟邪，是想像中的神話動物，
顧名思義，是人們希望藉助它的法力，來避除邪惡。流行於漢代的辟邪，多為帶翼的四足獸，其造形可能傳自西亞。常以巨石雕刻，立於陵墓前。也用美玉琢成，作為極高貴的陳設器。這件玉辟邪以青白玉琢成，昂首張口，
似在低吼。跨步遊走，雙翼雖貼於身側，卻做蓄勢待發狀。頷下長鬚垂胸，長尾曳地，器宇非凡。因曾經深沁熟盤，甚至再被染色，所以表面多有深淺褐斑。
這是目前所知的漢代玉辟邪中，體積較大的一件。它的口吻較長，有似馬臉，
與常見的短口吻似虎臉的辟邪不相類似。卻與近年在內蒙古出土的西漢中、
晚期銅灶上所加飾的動物頭像，頗為神似。學者多稱銅灶上的動物為「龍頭」。
故宮的這件玉辟邪，曾為帝王重要的收藏。辟邪的胸前刻有御製詩。宮中還配有雙層紫檀木座，上層刻有「乾隆御玩」，下層刻有與辟邪胸前相同的御製詩，刻字的部分還嵌有銀絲。
北宋 汝窯 蓮花式溫碗
高10.4公分，口徑16.2公分，足徑8.1分，深7.6公分 ，重465公克
此碗呈十瓣蓮花式，碗腹壁稍呈圓弧，直口稍斂，口緣花瓣流暢貫連，圈足稍高。整件器物由底至口厚度均勻，釉薄不透明，釉色呈青藍，有細開片。全器滿釉，圈足內底以五支釘墊燒，支釘點極細，支釘痕胎土呈灰黃色。
北宋 定窯白瓷嬰兒枕 (二樓203室)
高18.8公分 ，底徑31* 13.2公分瓷枕在唐朝時，一般可見到的有三彩、褐釉、黑釉、長沙銅官窯等釉色，而造型則有睡枕及脈枕等。到了宋朝，瓷枕造型更是多樣化，特別是陪葬用者，器型增大、樣式與紋飾都以含有寓意者為取。此件嬰兒枕應為日常生活用品。造型活潑可愛，健康兒穿著衫褲及套上有花紋的錦緞長背心（北京故宮博物院亦有一件造型相同，但背心則素無花紋），趴在錦墊上，雙腳往後交叉，一副悠哉狀，令人疼愛。此枕以前、後模壓製而成，再以刀剔刻臉部五官及衣著線條，使其表情更生動明確。器底平整，左右挖有二小圓洞，這是為避免燒造時因密閉的器內，空氣熱漲而爆裂。釉牙白略帶灰。定窯在燒造時因以煤炭為燃料，窯內為氧化燄氣氛而使釉色泛黃略帶灰。在器底有幾處流釉現象，此即文人們所形容的「淚痕」。此件器底刻有乾隆癸已三十八年（西元1773年）春之御題詩款。
魁星踢斗「魁星」同「奎星」。奎星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顆星，也是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更是二十八宿之一。其所包含的十六顆星，曲屈相鉤，形狀如同文章的筆劃。故名正言順地以「奎星」來掌管文運。「奎」與「魁」不但同音，且「魁」字有第一的意義，於是漸漸地「奎宿」改成「魁星」。「魁」字由「鬼」和「斗」組合而成的字型，將魁星描繪成鬼字的形狀，字型再彎起腳來，作勢踢斗，完成了魁星的基本外表模樣。更進一步，人們還以寫意的手法描繪魁星的長相，藍臉紅髮，胸肚全裸，站在「鰲魚」頭上，一腳翹起如鉤，一手執筆，準備點斗狀，以示「得魁之兆」。魁星之信仰，早在宋朝即開始流行。昔日「魁星樓」、「魁星閣」遍佈各地，內中端坐一尊魁星踢斗的塑像，供讀書人求拜。正因為當時科舉制度下，金榜題名是寒窗苦讀的希望。所以魁星的畫像和雕像也就應時而生。明英宗的時候，考場附近曾貼了一張魁星圖，不知什麼原因不見了。有位陸姓的文人，在赴京趕考的途中，看見一個小孩正把玩此圖。於是，用了幾個水果
把圖換來。應試當天，陸氏文人將魁星圖，方正地貼在自己的座位旁應考。不久放榜，陸氏原本不看好的，竟然高登榜首。此事傳開後，引起極大的迴響。魁星顯靈的故事，也愈傳愈廣。畫像和雕塑品也成了讀書文人的最愛。魁星不但踢斗，且還要「獨占鰲頭」。鰲魚是神話傳說中，海裡非常大的大魚。牠大到能穩定海上原本漂浮無根的仙山。魁星站在鰲頭上，顯示考場奪標上，捨我其誰？
科舉考試雖已成歷史陳跡。但魁星信仰，深入民間。滿足人們精神上的需要，並給予心理上的支撐。目前讀書人仍免不了要面對各種大小不同的考試，把一張經過日、月、星三光淨化續氣過的「魁星踢斗圖」掛貼在自己的書桌前，是非常有靈動的力量。
清 陳祖章 雕橄欖核舟 (二樓304 室)
呈稍深的橘紅色，高1 ． 6公分，長3 ． 4公分。 陳祖章借鑒明人王毅刻核舟的經驗，創作了“東坡夜遊赤壁”，在技藝、內涵上都有所發展，人物有蘇東
坡、客人、客婦、艄公、書僮等八人，每人神情各異。艙中憑窗而坐的是蘇東坡，頭裹巾子，寬衣博袖，靜靜地看著窗外，似在品味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景象。又似在耳聽清風徐來、江流有聲；艄公似不忍櫓聲打擾遊客的清興，故意搖慢以便讓客人飽覽水光月色。此舟雕刻技藝精緻細膩，力求創造出一種詩的意境，舟中人物的衣冠、桌椅等都力求符合宋代的社會生活。人物的神情，動作都能恰當地體現其身份、性情和心境。 船篷、門窗、欄杆等也件件刻畫精細，窗子可開可關。舟底刻有蘇東坡《後赤壁賦》全文，下有“乾隆丁巳五月臣陳祖章制”款，增加了作品的藝術含量，鐫文楷體，俊朗挺秀，堪稱書法佳作。這件作品也說明，微雕橄欖核舟這一藝術形式也成為宮廷藝術了。陳祖章：清雍正至乾隆間牙雕藝人，廣東人。牙雕精工絕妙。雍正十年被招入宮廷，供職清宮造辦處。 陳祖章自雍正七年（１７２９），海關監督祖秉圭送進牙匠陳祖章。當時，蘇州牙匠施天章等在宮內已經供職多年，陳祖章進入牙作後，能在蘇派牙匠控制下施展技藝，展露頭角不是一件易事。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記載，乾隆五年（１７４０）陳祖章每月薪俸銀為頭等，蘇州牙匠施天章食下等錢糧而退役，說明廣州牙匠在宮內已經佔據主要地位。乾隆六年（１７４１）陳祖章父子
等製作出著名的牙雕鉅作“月曼清遊冊”，描寫了貴族仕女們從正月到十二月的生活，有濃厚的民俗風味與生活情趣。這件牙雕至今仍保存在北京故宮博院
內。
「多寶格」(一樓106室)
「多寶格」是清宮內專門收藏各式珍玩的百寶箱，常被稱為「皇帝的玩具箱」。為讓皇帝玩賞文物時快捷方便，將各式文玩集中聚集於多寶格中，而多寶格
本身設計精巧，也可讓皇帝在開闔多寶格時享受尋寶的驚喜與樂趣。多寶格是收藏各式珍玩的一種小櫥櫃，起源於何時，無法稽考，但在明代各家筆記中，時常提到當時 一般文人，為外出旅行的方便，設計了一種備具匣，便於山宿外用，內置小梳匣、茶盞、香爐、香盒、匙筷瓶、香炭餅匣。途利匣等。所謂途利匣，就是放小裁刀、剉指、肉叉、髮刡、鑷子等什物的小匣，為旅途之便不可或缺的事物。明代文人燕居，對於文房器用，也頗講究，圖書文具匣即是供應需求的產物。有時一個文具匣中，可盛小端硯、筆、書冊、硯、墨、墨床、墨匣、鎮紙、
筆、毛筆、水盂、糊斗、水勺、小洗、爐、瓶、盒組及印泥、玉印等不下三十種，舖陳得體，清而不俗，這種明代流行的備具匣、圖書文具匣，或可視為清代
多寶格的前身。故宮多寶格之來源，有承自明代宮中收藏者，例如明嘉靖款剔紅雲龍福祿康寧小櫃，即是一例。有臣下貢品，或外國進獻者，例如陳列室中多件金漆盒、匣即是。有清代內務府造辦處作坊、承旨製作者。此外還有將多寶格設計圖發交地方（例如揚州），著地方官員，依據設計圖樣製作者。由於清初國力強盛、民生安樂、文風盛極一時，而乾隆皇帝，尤篤好風雅，不但書畫鼎彝，即使竹、木、牙，骨之類；金、銀、晶、玉之屬，凡製作精細作品，或天然奇異之物，皆在搜羅之列，所以當時朝野，皆大肆搜集各地百珍異物進奉，而海外各國亦競相以此類珍玩呈獻，以致宮中珍玩收藏，為數極其可觀。多寶格的設計，琳瑯多樣，精巧無比，不論盒、匣、箱、櫃，皆是一種妥善利用空間的工藝作品、以最有限的空間，存放最多的物品，在造型上，力求美觀精巧，所以往往一件多寶格，箱蓋中有盒、盒中有套匣、套匣中又有屜、隱隱約約、輾轉曲折，有時一
個轉紐，便見門，門之後，另有一番天地。故多寶格體積雖小僅及尺許，而其所藏珍玩，每每多達數十，乃至百件，因此觀賞時常有尋尋覓覓、撲朔迷離的趣
味，由此可知，多寶格所藏珍玩，固多精品，即多寶格本身，亦是一件極具價值之工藝創作。在多寶格中所庋藏之珍玩，舉凡銅、瓷、玉、象牙、琺瑯器、玻璃、書畫等，可謂各類雜陳，而且每一件珍玩，放置的位置，皆有其獨特之設計，如古玉、牙雕等，都在設計得恰能盛置器物的屜、座內存放，而 ，匣，則多陳設小畫軸、小畫卷、小扇面。這些書畫，扇面多由宮廷畫家，在小僅及寸的畫幅
上，精繪細書；至於小筆山、小水註等，亦皆具體而微、小中見大。大多存放於清宮養心殿、儲秀宮、重華宮等帝后燕居之所，此次本院展出之多寶格共有三十四件之多，其大小、造型、質材多不相同，有方形、圓形、長方形、立櫃形、套匣形、書卷形等等、品目繁多，不一而足，期能以此提供社會人士，認識我國工藝設計之精巧。
鍍金鑲珊瑚松石壇城 (一樓106室)
清 (A.D.1644~1911) 高：14.8公分 徑：32.4公分
壇城（Mandala）是藏傳佛教用以象徵宇宙結構的法器，常陳設於桌案以供禮拜。這件圓形的壇城，通體鍍金，並以綠松石鑲嵌。中央一圍層疊如山的是宇宙中心須彌山，山外則排列有四大部州的抽象符號，最外圈還圍繞著珊瑚串，而側壁的半浮雕在卷枝番蓮紋內浮現各種佛家珍寶。這件壇城是達賴喇嘛五世於清順治九年（1652）進送順治皇帝的禮物，可見清朝與西藏在政治宗教上的緊密關係。
清明上河圖是北宋（960－1126）相當流行的題材，其中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最為有名，他以清明時節作為引子，展開對汴京的精描細繪，是寫實風俗畫的傑作，受到歷代喜愛，因而有許多仿本的出現，其中最有名的是清院本清明上河圖。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由清宮畫院的五位畫家陳枚、孫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在乾隆元年（1736年）合作畫成，可以說是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長之作品，再加上明清時代特殊風俗，如踏青、表演等等娛樂活動，因此增加了許多豐富的情節，如戲劇、猴戲、特技、擂台等等，畫的事物繁多，雖然失去了宋代古制，卻是研究明清之際社會風俗不可缺的材料。同時，由於西洋畫風的影響，街道房舍，均以透視原理作畫，並有西式建築列置其中。此卷用色鮮麗明亮，用筆圓熟細緻，界畫橋樑、屋宇、人物皆細膩嚴謹，是院畫中極精之作.（撰稿／童文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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