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來庵事件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西來庵事件又稱余清芳事件、噍吧哖事件^[1]或玉井事件，是發生於1915年的武力抗日事件，領導人為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西來庵事件是臺灣日治時期諸多起事之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同時也是臺灣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抗日的重要事件，更是臺灣漢人最後一次武裝抗日。

因為策劃起事的地點在臺南西來庵五福王爺廟，故官方一般稱以「西來庵事件」；起事的首領是余清芳（1879年－1916年），又稱「余清芳事件」；又由於余清芳等人與日軍在噍吧哖（今臺南玉井）交戰，故亦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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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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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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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定

  
  

臺南廳後鄉庄（今高雄市路竹區）人余清芳為一因詐欺罪而離職之臺灣警察，對日本人素來不滿，信仰齋教，於「臺南西來庵」假借王爺信仰名義來宣揚其抗日行動。之後其認識了他里霧（今雲林縣斗南鎮）人羅俊、竹頭崎（今臺南市南化區）人江定、大目降（今臺南市新化區）人蘇有志等，密謀組「大明慈悲國」，打算造反。




余清芳能言善道、口若懸河，能威脅利誘。以宗教方式催眠迷信者，宣稱臺灣日治時期已過廿載，氣數已盡，他是明朝羅清老祖的嫡系法脈，受到五福王爺的扶乩神示，擔任「征伐天下大元帥」，可除卻總督府，由他本人登基成為「臺灣人的皇帝」。




余清芳用利誘來蠱惑人心，只要捐獻銀錢者，就可得到靈符，將靈符佩掛於身，並且力行齋戒，一心頌念真言，就可以避免一切瘟疫、災害。余清芳採納羅俊的提議，也設置多層次傳銷機制，凡信徒可再轉手，兜售西來庵的靈符，可抽取每張靈符的三到五成價格，使得信徒樂於轉手，且順便宣傳其教義。最重要的是，革命成功，余清芳將把所有日本衙門土地沒收，以便賜給參與革命之人，良田萬甲。




另余清芳也威脅恐嚇信徒：他得呂純陽祖師與劉伯溫先師密法，有一「山中寶劍」，深埋土內，出鞘後見血封喉，殺人無數，可飛劍殺日本人，亦可殺陽奉陰違的信徒。而且寶劍一出，天地震動，風雲變色，能感召中國燕京的袁世凱，袁將派遣無數北洋軍渡海，擊殺所有日本官吏與背叛漢人者；還逼迫參與者在玄天上帝與玄女娘娘神像前發毒誓，背叛余清芳者，會遭到天譴而家毀族誅。









西來庵：余清芳宣揚其抗日行動處



由於余清芳聲勢浩大，保密工作不足，總督府的情治系統也耳聞風聲「南臺灣各地傳言舉事，攻擊官府。」總督府命軍警加緊查緝。基隆港警察又發現一名臺南人蘇東海，攜帶鉅款，奔走於廈門與臺灣之間，且言行非常可疑，遂將蘇東海逮捕，但並未對他嚴加控制，而是暗中監視。蘇東海不覺，又遣人送信給余清芳的手下，醞釀起事。總督府遂發覺余清芳、羅俊等人才是事件主謀。於是全臺灣憲兵與警察大舉逮捕抗日分子，羅俊走避不及，於嘉義竹崎莊遭到逮捕。余清芳於事洩後即潛入山中，和同謀者江定商討對策。




1915年7月6日，在遭公家通緝下，以「大明慈悲國奉旨平臺征伐天下大元帥余」名義發動起事，與日軍在噍吧哖交戰。余清芳奇襲多處警察廳，襲殺眾多日警甚至是其眷屬，並在噍吧哖附近的虎頭山建設堡壘，與日軍對峙，一時陣容擴展至千人以上。然而日軍一方面仔細搜山，另一方面張貼告示，勸告投降者或許可免處死，但又對投降者實施報復殺害，老家在當地的臺灣農民組合幹部簡蛾說，當時日軍取一竹竿作為標準，凡身高超過此竹竿者一律斬首，埋屍大坑之中，爾後四周村落家家戶戶同日舉辦忌日祭典，就是這個原因。1915年8月22日時，余清芳在王萊莊被捕，江定則在1916年因糧食、武器匱乏帶領部屬兩百多人下山歸降。




臺南的臺灣話俚語曰：「余清芳，害死王爺公。王爺公無保庇，害死蘇阿志。蘇阿志無仁義，害死鄭阿利。」就是在講述此事，事件結束後，西來庵即被總督府拆毀。




由於，參與事件者遍布全臺各地，據總督府統計，被捕的人數多達1,957人，其中在臺南開設的臨時法庭中，被判處死刑者，除主事者余清芳、羅俊、江定外，高達866人^[2]。之後，在日本國內與國際輿論壓力下，1915年11月10日安東貞美總督以大正天皇即位為由^[2]，四分之三的死刑犯被特赦為無期徒刑。此事件後，總督府才開始整飭臺灣民間信仰的問題，以避免類似起事事件再發生。




西來庵事件結束，亦使臺灣人認識，因為軍事實力的懸殊，抗日起義舉動斷然不可行，民眾開始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與自治，從此由武裝暴力轉型為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所以西來庵事件也成為臺灣漢人的最後一次武裝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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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噍吧哖 南市舉辦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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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祺宏 |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 2012年8月13日 下午4:23

















追思紀念噍吧哖，由受難者後代子孫發起的紀念活動及超薦法會，自17日起為期二天，將在玉井國小化育館舉行。活動現場將播放「百年穿越噍吧哖—台灣漢民族抗日的最後一戰」紀錄片，市府呼籲市民踴躍參加，藉追思活動，學習平等對待，和平共處的價值觀。這次活動的舉辦，地方廟宇、社區，以及民間基金會等都參與其中。17日當天，更將在抗日烈士余清芳紀念碑，舉行放送和平鴿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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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來庵事件研究-首頁

發生於公元一九一五年夏天的噍吧哖事件，可以說是日本統治臺灣期間所發生規模最大的一件武裝抗爭事件。噍吧哖是地名，即今日的台南縣的玉井鄉，此一武裝抗爭事件主要的戰役都發生在此地，所以稱做「噍吧哖事件」。又由於此事件是因余清芳（1879-1915）、羅俊（1854-1915）和江定（1866-1916）等人不滿日本殖民政府，意圖發動武裝抗爭，建立自己的領導政權，因此也稱為「余清芳事件」。余清芳等人常在今日台南市一個叫做「西來庵」的王爺廟聚會，密謀起事，此事件也被稱為「西來庵事件」。他們原訂在公元一九一五年的陽曆八月(農曆七月)發動戰爭，但在這一年陽曆五月底就為日本殖民政府所覺察，六月底羅俊被捕，余清芳等核心參與者決定與江定等地方領袖所領導的武裝組織聯合。在此一武裝抗爭事件中，參與抗爭的人雖然遍及台灣的北、中、南部，但絕大部分的人是住在台南和高雄山區，而武裝衝突也以這些地區的十五個村庄為主，包括沙仔田、芒仔芒、竹圍、三埔（以上四村位於今台南縣玉井鄉），岡仔林、內庄仔庄、左鎮（以上四村位於今台南縣左鎮鄉），菁埔寮、中坑、南庄、北寮、竹頭崎（以上五村位於今台南縣南化鄉），以及阿里關、大邱園、茄苳湖（以上三村位於今高雄縣甲仙鄉）的十五個村庄(見圖一)。就地理環境而言，這些地區形多為丘陵與高山；以住民的背景來說，一九一五年時當地有閩南人、客家人與平埔族共居。

從一九一五年陽曆七月初開始，余清芳和江定發動了一連串的攻擊事件，燒毀許多派出所，殺害數十名日本和台灣警民。八月初，日本警察和軍隊反攻，雙方在噍吧哖虎頭山兵鋒交接，余清芳等人不敵日本的機關槍和大砲，死傷慘重。日方軍警隨後在附近村庄，以及余清芳等人逃亡藏匿的山區進行大規模的搜捕行動，燒毀許多民房，並有一些百姓遭到報復性的殺害。八月二十二日，余清芳被捕，並且在九月二十三日被處以死刑。不過，由於江定等人仍然在逃，日本政府為了避免南化地區的村民暗中資助他們，因此一方面派人繼續搜捕，另一方面則將此一地區的大部分居民遷到噍吧哖庄暫住。到了十月初，日人更嘗試派遣參與起事者的家眷婦女、兒童，攜帶口糧上山尋找及勸降，但這個方法並沒有收到任何的效果。到一九一六年四月，殖民政府才透過地方人士的交涉，說服江定自首。江定等人於一九一六年九月被處以死刑，噍吧哖事件終告落幕。

噍吧哖事件從余清芳等人開始策畫起事，到江定等人被審判處死，前後約兩年的時間裡，有1,957名台灣人被逮捕──其中遭到起訴的有1,482人，而被判處死刑者高達915人，實際上被處以死刑者有135人，也有接近300人則死於監獄之中。

噍吧哖事件與一九三Ο年台灣高山族武裝抗爭的「霧社事件」，是日治時期臺灣兩個大規模的武裝抗爭事件。若比較這兩個事件，就起事初期所殺害的日本官吏、警員及眷屬人數而言，噍吧哖事件不及霧社事件之多；不過，無論就事件的持續時間、事件直接影響的範圍、動員人數、被捕及被判刑人數、死亡人數等方面，噍吧哖事件皆較霧社事件為多，規模也更大。舉例來說，以起事地點居民的死亡人數而言，霧社事件的死亡人數大約為900餘人，而本事件的死亡人數則高達數千人──包括陣亡、被殺害、被處以死刑、獄中死亡、以及因生活環境惡化而病死的老弱婦孺等。可惜的是，在知名度方面，噍吧哖事件卻不及霧社事件，如台灣的公共電視台在二ΟΟ四年二月九日推出一齣名為「風中緋櫻」的連續劇，就是敘述霧社事件。無論是報紙或電視媒體對這兩個事件的報導與關注也有天壤之別，無怪乎臺灣一般民眾普遍對噍吧哖事件感到陌生。若追究其中的原因，則不能不歸之於歷來學界及一般民眾對於本事件沒有完整的認識與了解。

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不少學者研究過噍吧哖事件，如程大學、池田敏雄、陳錦忠、林瑞明、周宗賢、王見川、涂順從等人，他們的研究多集中於參與抗爭者的民族意識和抗日精神，余清芳等人的宗教信仰，或將參與者視為土匪之類的烏合之眾看待，或將之視為充滿理想的革命烈士、民族英雄而給予極高評價，而很少有學者真正設身處地地站在參與者的立場、以及其所處的環境，去理解這些民眾參與起義的真正原因。另外，對於引起此一事件發生的社會、經濟因素，也少有人注意。又，雖然學者不斷提及日本軍警在山區進行的「大屠殺」，但至今沒有人對於死者的總數、性別、年齡等問題，做過完整的量化分析。因此，我們可以說，經歷過噍吧哖事件的民眾以及他們的後代確實經歷了雙重的悲劇：第一個悲劇是他們在此事件中所遭受到的苦楚，第二個悲劇則是他們悲慘的經歷還沒有完全被正確解讀的辛酸。

我主要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來探討噍吧哖事件，以事件發生地台南、高雄山區為主要的研究範圍。我曾獲得國科會兩次補助，以進行噍吧哖事件的研究，利用日治時期的地方志、檔案、統計書、戶籍資料、報紙、回憶錄等資料，重新建構事件發生時當地的社會結構與經濟體系，並且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及詮釋日本殖民政策──如強制徵收或沒收土地等，對當地居民所造成的衝擊。此外，我也透過上述史料探討地方人士招募參與者的過程，以及他們所實行的拜神、立誓、祭旗等宗教儀式，並且詳查參與者的動機。除了注意事件的前因後果之外，也想探討本事件對於地方社會結構與經濟體系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過去對噍吧哖事件的研究，大都以檔案文書的資料為主，對於牽涉到此一事件的地理環境則沒有進一步研究。幸好我經過與中央研究院的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的長期合作，得到范毅軍執行長跟白璧玲小姐、張智傑先生與廖泫銘先生的大力協助，可以藉由GIS（地理資訊系統），來探討噍吧哖事件相關之歷史地理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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